女人不叫床，后果很严重

李扁

注：此文是李扁为某杂志（忘了是哪家。有段日子了，要求俺晚一点再放博客）所作的点评。 

关于女人叫床的问题，我认为有两点比较关键。第一，是一个敢与不敢的问题。第二，是一个有没有反馈的问题。就此两点而已。或者也可以说，坦荡与否，是其一；有反馈与否，是其二。 

有的女人不敢叫，表面上是怕有人听到，根本上是怕丑。丑从何来？因为她从心里认同这是个丑事。做丑事不能让人知道，所以抵死憋住，不能出声。打死也不出声，高潮也不崩溃。永远保持住了清晰的头脑，从来没有失控。这使得做爱不成其为洗礼，不能达到快乐的巅峰，就搞成了坐老虎凳，弄成了炼狱。 

女人叫床，那才叫女中丈夫呢。所谓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叫床是女人最妩媚、最致命的杀伤性武器。能将最雄强的男人立毙马下。叫床，好比是军中号角，是战鼓声急，是马蹄声脆，催逼战士一往无前，奋勇杀敌。 

正如《水浒传》写林冲和洪教头比武那一段：两个教师就明月地上交手，真个好看。怎见是山东大擂?但见：山东大擂，河北夹枪。大擂棒是鳅鱼穴内喷来，夹枪棒是巨蟒窠中拔出。大擂棒似连根拔怪树，夹枪棒如遍地卷枯藤。两条海内抢珠龙，一对岩前争食虎。 

叫床就是叫好。那是由衷赞叹，彻底拜服，又是摇旗呐喊，加油助威。所以者，使劲忍住不是一个好办法。而是要配合男人。男人最希望看到女人崩溃。那样他就太有成就感了。否则的话，他就很失败：认定自己喂不饱这个女人。妈妈的，这个问题就大了。 

实际上，叫床当然是人世间最优美的歌。最优美动听的歌只需要一个词，啊，或者哦，或者嗯。足矣。没有任何的咏叹调比得上这一曲。女人吟咏这一首歌词，实在是对男人最强的激励，最好的犒赏。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大道至简，岂是诳语？ 

做爱连叫床也不敢，实在比男人阳萎更不堪。那样怎么算做了？那样怎么才能做得通透？ 

敢不敢，是第一层意思；应不应，是第二层意思。应不应，指的是反馈与否。做爱好比弹琴。女人就是竖琴。男人每一下动作，必得听到声音。要是弹不出声音来，这就很麻烦，男人就犯迷糊——不知道是搞对了，还是搞错了。两个人的配合，就失去了媒介，协奏就进行不下去了，变成了独奏。所谓琴和瑟亦合，所谓鸾凤和鸣，就达不到了。 

对于做爱来讲，女人是老师，男人是学生。叫床是期待，叫床是引导，叫床是教育。 

所谓立叫立应，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一叫，他就应。你不叫，他就不知道怎么应了。所以说，叫床是当老师。你不叫的话，你的学生很快就无声无息了。下一把往哪里去？所以中国男人过了四十，全都阳萎了，问题在于女人不会叫床。不叫床的后果就有如此之严重。 

有的人把不能叫床的原因全部推给房子问题，公婆问题。我认为这是借口。公婆在一起住怎么了？该叫还是要叫。比如和婆婆住在一起，你叫了她烦，你可以跟她理论：你也可以叫嘛。你不叫，还不许我叫？真是岂有此理！你让你老公很快就阳萎了，难道让我老公跟你老公一样没用？婆婆当时就一声惨叫，所谓七窍生烟者是也。 

隔音不好一样要叫。叫了以后，就是替天行道，就是为人师表。正如那个案例所说，起先是一人叫，而后是一楼叫。从一楼叫，变成万楼叫，中国的夜晚起码就和谐了。 

有女权主义者看到我关于叫床的意见，认为我太大男子主义，强烈要求我提出关于男人叫床的倡议。否则的话，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我想这个意见很好。啊，确实应该叫。叫床面前男女平等。为什么只让女人叫，男人听了受用，为什么不能让男人叫一叫，使女人受用受用？为什么男人只在很少的时间段内叫，而不是全程叫？这个意见确实应该予以考虑。因为学习无止境，探索无止境。至少在女性提出这个要求以后，作为男性，不该拒绝。 

她说：“女人要男人叫床，最惬意的在于，本来一个刚强的男人，石榴裙下显出最真实的一面来，温情、柔软。于是，软硬兼施，得其中道。哈！”看看，女权主义者既讲征服，又讲享受。既敢于享受，又敢于征服。不但要肉体高潮，还要心灵满足。鉴于此，我先表个态，我热情欢呼，期待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多一些。如果需要我受虐的话，我很乐意尝试。 

用耳朵去爱

                                                              文/雏菊深蓝 

卢梭在《忏悔录》中讲述了他的第一个恋人华伦夫人的魅力：她的声音柔和，语调亲切，充满了母爱。就是这个奇妙的声音，使16岁的卢梭立刻陷入了单相思的情网。

情意绵绵的话语是SEX的开关。如果你只看到了她的丰富表情，而听不到轻声细语，那么这出SEX哑剧绝对不好看。如何才能发出最优美动听的爱的声音，这是SEX里的一门新功课。

故事：

1、  整栋楼被那个声音“倾倒”

体验人：李曼 女  28岁  策展人

李曼住的小区是大学家属楼，里面住的大多是文科教授，白天，各自关门在家琢磨论文，一派清净；到了晚上，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李清照时代，个个都是婉约派诗人。

李曼在这个家属楼生活了27年，平时和男友的交往也尽量克制着，不敢大呼小叫的，恨不得往嘴里塞块毛巾，免得有罪恶感。

楼上张教授最近带回了个年轻的女人，晚上是肯定留宿的，因为一到10点，那段声音准时响起，高低错落，百转千回，在夜色里十分缭人。

起先李曼觉得真烦心，张教授怎么带回了这么个狐狸精，可张教授离异一年多了，交往个女朋友也没犯哪门子法，况且，谁规定小区不许“叫”了？看出端倪出来的不止李曼一人，白天，楼道里的人用鄙夷的眼神互相暗示，但没人好意思去说。

这一天，李曼和男友躺在床上，那个声音又来了！李曼一边咒骂一边跟着学起来，男友一听这“哼哼唧唧”的求爱信号，“性致”顿时直线上蹿，那一晚，两人似乎进入了另一个美丽新世界，欢欣愉悦感自然不可言说。有了那一次，李曼甚至有些期待那个狐狸精来找张教授了。

从那以后，每到夜里，这栋楼像被打了一针兴奋剂一样，各家各户关起门来此起彼伏地“唱歌”，谁叫这栋楼的隔音效果那么差呢。 

分析：一段声音能带给整栋楼以性和谐，这种意外的功效有些戏剧化。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出，声音有时对性爱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人有了快感却不叫，甚至拼命地压抑自己，这样反而感觉不到快乐。人的欲望需要自由坦白地表达，这是SEX成熟的表现，为了双方都能获得满意的感觉，这种交流必不可少。但遗憾的是，更多人对此的表现是：一味地回避和压制自己的欲望，不肯相互交流和讨论对SEX生活的感受。

李扁

2008-6-29 

关注汶川地震，实打实的，我能做什么？我做了点什么？实话说，我不主张一味在电视机前流泪痛哭。我看到有些人哭完以后情绪完全舒解了，不再有什么动作。所以我怀疑过这个泪水的成分。说是要有环保意识，要随时节水，我看这个泪水未必那么缺。当然，尽情宣流，也是人性复苏的展示，或者这奔腾的热泪，能洗却其心头的尘埃。 

我基本同意一位老哥的观点：情绪是一回事，理念是另一回事，意志更加不同。相应的，人也分这三种。情绪型的人是一时冲动，完了就没事了。闹事的时候也积极，警察一来吓的尿裤子。理念型的，就不单是情绪反应了，还有认识，有判断。冷眼旁观也是一种选择，静观其变，相机而动，不添乱，那都是一种选择。意志，是要见诸行动。所谓意志，就是说，路径可以变，目标不动摇。智慧也受意志统辖。是用来选择路径，以及解决路障的。路障越严重，意志越重要。 

因为弄了个1+1心联行动，所以要多了解一点灾区的情况。5月31日，第一支团队去了灾区，我没有去，守候在家弄中间的+号，筹备媒体说明会。6月20，心理学界、精神卫生学界就心理援助的事，在首都医科大学开研讨会，我赶去拜会了几位来自灾区一线或去过灾区的专家。6月25日，召开1+1心联行动媒体说明会，希望把1+1的机制说说清楚。后面陆续还会有一些动作。 

原华西医大的一位心理干预的专家，向我介绍了灾区安置点的情况，及其本人的工作。灾区现有几千个安置点，几百万人面临危房。这些人需要在临时居民点过渡，面临心理问题。灾区的这种安置，由于条件所限，男女分开住，且不是一家一家住。那么，男女分开住，没有亲密感；不是一家一家住，没有归属感。 

有的专家在创建规范安置点的模式。希望利用中国文化本有愈合力，进行社区文化建设，让来自多个震中区的多个民族融在一起，重建社区安全感。并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和干预。这个工作，是在民政管理系统当中进行，要逐渐建成统一的行政社区。在这个模式当中，民政管理系统会有人员参与，他们是一个方面的力量。另外就有一定的专业人员的缺口：社工缺，心理咨询师缺，精神科医生也缺。音乐、艺术治疗师，缺口也很大。这些都是志愿者。另外，不用讲的，资金缺口大。 

专家还介绍，需要大量器材，好进行社区文化活动。如音响设备，民歌；体育器材；进行行动拓展训练用的乒乓球、羽毛球、棋类，以及杂志、资料、光碟等。还有，交通工具也很需要。 

如果说一个社区安置点上安置600人，每个康复组60-80人的话，需要多少个专业志愿者呢？一个社区，大概要精神科医生3人，一个人管两个康复组；每个康复组要心理咨询师2-4人；每个组要社工2人；整个社区，要艺术治疗师5、6个。 

专家向我介绍，目前这个社区康复中心，是震前的一个休闲娱乐中心改造的。目前是十几个人一个房间。我提的一个建议是，你得拿出两三间房出来，哪怕小一点的，用作什么呢？专门的夫妻钟点房。而后呢，像计生系统，应该提供免费的安全套在里边。这个房间，要有专人管理，谁使用，谁登记。要有制度。否则的话，有人的长期呆在里面，或者使用过频，机会就不均等了。有些人肯定还会转让自己的机会，甚至会出现寻租的情况。那么可以硬性规定，自己不使用的，不得转让给别人。 

我认为，这个考虑是必须的。整个灾区民众的性生活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设施保障。灾区人民自己要想办法，政府以及像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在考虑援助，包括心理重建的时候，也要包括这一条。这是心理援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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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地球还是那么大，世界却越来越小。当年唐僧西天取经，没有走出亚洲，却经过了138个国家。那时候传个信息比较难，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不晓得要跑死多少匹骆驼或者马。据说让骆驼跑起来有个办法：往它屁眼里插根木棒。骆驼感到太刺激了，又没有手，拔不出来，只有一路狂奔，跑死了事。奥运会，起因也是送个短信。纪念那个从战场上跑回来送个口信的人。由于地域差异，早年间东西方的隔绝难以跨越。思维上东西方也是自成体系。那个时候西方人拿中国没办法。英国人拿个热气球给乾隆皇帝放，乾隆皇帝不许放。他很牛逼，觉得我们天朝啥都有，已经完美无缺，不希罕你们这些个奇巧淫技。中国人要是欣赏这些个东西，世界上的新玩意还轮得着西方人来发明吗？因为追求机巧，也会使人心变得奸诈，所以中国历来排斥创造发明。

但是今天不同了，西方人拱来拱去，把世界搞得好小。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已经在全世界取得压倒性优势。要是不跟着他们的车辙行走，亡国事小，搞不好是要灭种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口一度达到了总数八千万，不出一两百年，锐减到一百六十万，生活在专门的保护区里。西方学者有一个专门的计算，当一个种族的综合优势比另一个种族强出2%，前者就会在一千年当中完全取代后者。具体意思我忘了，大概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灭种，基因都不留下；另一个是人留下了，但是整个文化全部换掉。比如语言文字，生活方式，全部换掉。认祖归宗、自我认同，都要变化。比如我本来是苗蛮，却以炎黄子孙自许。不知道今天被保护的那些个印第安人怎么样了。估计思维方式也已经被替换得差不多了。当初他们并非是未开化种族，只不过思维方式与欧洲人不一样罢了。据说他们的妇女都能区分上万种植物的叶子、根茎。这对他们的生活有用，足以对付那些有毒的植物，免得吃了坏事。但这种知识不足以对付欧洲来的一帮人。 

中华民族，行孔孟之道许多年，后来是儒释道三教合而不一，好歹也是五千年了。到了最近一百多年，却忽然被欧洲的一些小国打到家里来了，毁得不轻。思维方式也变了。谁还讲个阴阳术数，那个近于巫术，很边缘的东西了，虽则那本来是东方思维的主轴、主旋律。现在都是讲科学，一切依西方标准。社会生活，经济运转，政治运行，都按西方。这也是大势所趋，世界潮流，没得法子。只是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发展了，自觉腰杆子硬了不少。既不闭关锁国，又敢自己弄一套了。传统的节日，原来政府不大承认却又消灭不了的，比如清明节，端午中秋什么的，这才又承认了。中医，翻过来覆过去，要把它改头换面搞成西医的、“科学”的样式，却是怎么整都整不拢。于是也就算了。实在不行，就把中国中医研究院换个牌子，换成中国中医科学院，这样来了事。 

但是，中国人到底用个什么方式来思维，现在是有问题。有两种倾向，同时也是两个问题：食古不化，与食西不化。传统的东西，和西方的东西，现在在我们的脑子里交战，也在我们的国土上交战。最终会化合成个什么样的成品出来，一时难见分晓。但是这个事情，确实关乎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关乎中华民族的未来。 

二 

一个月治愈各型肺结核，是中国医生杨玉山，用东方思维取得的胜利。 

自结核分枝杆菌于1882年被德国科学家柯霍氏发现，一百多年来，有两亿多人死于结核病，迄今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人（约二十亿）受到过结核菌的感染，每年约一千万新发病例。 

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全球结核病处于紧急状态，2002年又认定世界22个国家为结核病高发国家，我国即在其中。世界卫生组织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总部主任尾身茂2002年3月20日发布一份新闻公报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平均每天有1000人死于肺结核，其中大部分是穷人，另有数千人感染”。中国有44%的人感染过结核病。据深圳山厦医院体检发现，15%的人当前是结核病患者。广东省每年约5000人死于肺结核；全国每年死于肺结核约20万人；全球每年死于肺结核的病人是200多万。比尔·盖茨近年每年捐给防治结核病的善款是10亿美元。我国每年用于结核病防治的费用是260亿元。

肺结核，近年来卷土重来，成为世纪绝症，其实是西式思维在这一问题上走进了死胡同。是西方思维，或者说是西式思维，障碍了这一难题的解决。使得世界面临结核病暴发流行之威胁。从事实上看，中国的情况就是证明。我们原来用自己的方法治疗，肺结核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最近几年，采用世界上标准化的治疗方法，导致结核暴发流行，呈不可控趋势。这已经说明，西式思维对治肺结核是火上烧油。 

那么，正是摆脱了西式思维的负面作用，以东方思维矫正之，杨玉山医生才得以给出这个世纪难题的完美之解。对此，本文略做解读如下。 

其一，西式思维认为，肺结核的原因是结核菌，治病的思路在于杀菌。治不好的原因则是菌种变异，产生了耐药性。相应地，杨玉山的东方思维与此看法不同。“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我的视力足以看清秋天野兽毫毛的尖端，却看不见一车子的柴禾），两千四五百年前亚圣孟子的这句名言，正好形容西式思维的特征。杨玉山说，西式思维眼里除了有结核菌以外，他没有看到人，也没有看到人体。西式思维传统认为结核病治不好是结核菌耐药，我们认为主要原因不是耐药，而是病灶周边血管纤维化，内部达不到有效血药浓度，所以我们用的是局部用药的办法。其次，传统认为只要杀菌就能治愈结核，病灶就能自愈，或者说传统上根本没有意识到还有病灶修复的问题，而我们的药里就有修复病灶的成分。另外，传统一般是内科治疗，口服给药，而我们用的是外科局麻穿刺。 

其二，西式思维认为，肺结核是传染病性很强的疾病，所以专病专治很重要。因此，在每一个地区建一个慢性病院，问题可能就解决了。杨玉山认为，分工很细，专业很细，当然是对的。但是，人不是机器，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种专病专治导致什么问题？单纯的肺结核，慢性病院还能对付。出了并发症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杨玉山治过一个女结核病人。她肚子里有死胎。慢性病院不收，因为它没有妇产科；综合性医院也不收，因为综合性医院没有治疗肺结核的资质，况且由于肺结核是传染病，当然也不肯收。这样，病人就落空了。没有医院接收。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都是针对病，而不是针对人。这是病本位，不是人本位。所有中间环节都是对的，结果却非常荒唐。 

其三，西式思维认为，肺结核的问题出在肺上，所以把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肺结核就医肺。肺结核是肺里的病菌引起，所以一切为了杀菌。结果把病人治得面黄肌瘦，萎软无力，一看就是个重病人。东方思维认为，医生是治人，而不是治病。要整体施治，辨证论治。中医认为，肺主皮毛。所以杨玉山让病人大量喝汤。喝热鸡汤、肉汤，让你修复肝、肺，出大汗，毒素都从毛孔排出了。不出一个月，病人喝得红光满面，体质增强。东方思维里对人体的认知，有一个正气、元气的概念，西医则根本没有这一说。按东方思维，西医给病人使劲吃那些化学药品，对人体肝、肾、胃损伤很大，从根本上破坏了人体的正气。换成西医的话来讲，人体营养功能破坏了，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也就下降了，其他各种致病菌，也就烽起，健康状况进入恶性循环。我们让病人喝汤，这是从根本上治疗。培正固本。这是治本，不是治标。 

其四，西式思维认为，肺结核是由结核菌引起，传播途径是空气，所以要防止空气污染，不能开窗户，要戴十八层口罩。东方思维认为通风最主要。如果常年戴着十几层的口罩，健康人呼吸都很困难，没病也能弊出病来。所以一定要加强空气流通，注重通风换气。中医的思路就是如此，经络不通，百病丛生；经络一通，百病皆除。通是很重要的。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其五，西式思维认为，既然日本、英国、美国都治不好这个病，美国最好的医生、最贵的药物来治疗，也得半年时间，那么到了中国，用一年时间能治好，那也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如果你竟然一个月能治好，不是巫医也是骗子。东方思维认为，现代西医产生的时间不长，有它相当幼稚的地方；中医源远流长，所以不能迷信西医，更不能妄自菲薄，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 

其六，西式思维认为，如果我是博导、所长都治不好，你只是一个硕士，又不是这个专业的，你肯定是假的。否则你把配方拿出来看看。东方思维认为，不能唯学历论。即使有学历，也未必有真本事。这是被事实一再证明了的。况且，功夫在诗外。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也很多。就像政治系未必能培养出政治家来。正如当初提出相对论时，爱因斯坦还是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根本上不是“圈子”里的人。又如，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成立的“遏制结核病伙伴关系”，由于西式思维只强调利，而不谈义，容易蜕变成“遏制结核病伙伴”的“关系”，形成一个封闭的、近亲交配的利益圈子、垄断行业。由于其趋利弃义的性质，就会巴不得这个病的疫情更严重些，这样国家就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拨更多的款。如果是这样，这个圈子拿不出突破性的疗法实属正常。 

其七，西式思维认为，一切事情，都应该按照既定的程序走，否则岂不是要乱套了？比如申请鉴定，你应该一级一级申报。东方思维则认为，有些事情是可以打破常规的。欲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有规则就会有例外。况且，既定的程序已经被事实证明不是最有效的。要改革，就是针对既定程序的失效来讲的。尤其是在学术权威迷信美国的、西方路径的时候。

其八，西式思维认为，事实有没有且不论，你要说话，总得有数据，有论文。如果理上说不通，即使见到事实，那也不能够相信。这是正经的主流的学院派的认识。当前就是这种认识挡道。所以杨玉山一个月治愈肺结核的疗法，虽早在二十年前就成型了，却一直没有被学术界认可。这方面的论文，他没有写一个字。因为什么？东方思维认为，事实是最重要的，数据和论文是用来说明事实的。就像佛家说的，以手指月，月是目的，而不要揪住手指不放，那样就搞错了。况且，现在学术腐败，论文数据许多都是编的。所以关键是事实。就像袁隆平，他天天坐在高楼大厦的实验室里能做出杂交水稻出来？他只写论文，能做出杂交水稻吗？能因为没有论文，就彻底否认事实的存在吗？老百姓是吃论文呢，还是吃杂交水稻呢？

其九，西式思维认为，你的药里边，什么成分，多少配比，总是应该公布出来，否则就不合法。杨玉山认为，国家每年花两三百亿来防治肺结核，这个钱没有一分是给我的。我独立研究的成果，不可能在没有鉴定和获得承认的情况下白白地告示天下。这是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法要合于公理。不合公理的法是恶法。那是以法压人，肯定行不通的。再有，像可口可乐这么多年在中国畅销，它配方简单，但也没有听说谁复制出来了。所以，只要我自己不说，根本也不害怕谁能把这个治疗肺结核的方法偷得去。况且，像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美国人现在只要每天吃一颗药就成了，而中国的病人则一天要吃几大把。他们为什么不把新的配方公示出来呢？

其十，西式思维认为，你不应该拿病人做实验。谁批准你这么做了？杨玉山认为，标准和规范是逐步形成的，不是一步到位的。你们倒是不拿病人做实验，可是病人到你们那里你不收。你做到的是见死不救。病人到我这里，都是走投无路了。前几天有个病人，六年以前，公立医院的大夫就告诉他了，要治肺结核，你还只有找杨玉山。过了六年，他终于挺不住了，来找我来了。他在慢性病院，在公立医院，走投无路了。正是这些人，我把他们治好了。这叫事实胜于雄辩。

当然，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一点。西式思维认为，申请专利，这个家伙发了。你可以成立一个世界级的医药公司了。杨玉山不这么看。他既不走西方第二部门的路子，即大医药公司、财团赚钱的路子，也不走西方第三部门的路子，即基金会的路子。他要同时做两件事，通过一个机制，完成两个目的：他每个月都要给出一定名额，免费治疗一部分肺结核病人。于此同时，他要求另一些结核病人，在支付基本的治疗费用的同时，拿出一部分捐款，交给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教育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简称：青艾工程），用于两个项目：拨给深圳山厦医院，用于那些免费收治病人的开支；拨到各地的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援建青艾小屋，以及救助艾滋孤儿孤老。

这样一来，也展示出东方思维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的理解。他要尝试中国本土医院的慈善模式，以及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散财之道。他这个模式，是开放性的。如果有人愿意出资3.69亿美元，转让这项技术，那么山厦医院和青艾工程都可以获得更快的发展；如果暂时没有人买，我们自己可以同时把这两件事都做起来。他想通过这个事实，向世界宣称：中国人创造奇迹的时代来临。正如一百年前，美国人卡耐基，福特兄弟，洛克菲勒等，个人创造了财富，也通过创立并运作基金会，学会了散财之道，中国人也会通过自己的方式，走这条路。

东方思维，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深圳，正在这样地发酵。

字：5，115

日期：2008-4-17晚23：53

民营医院，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自焚的火光，照亮了众生相 

李扁/文 

昨天（2007年12月27日）有个新闻，民告官的新闻。弄得很热闹，不禁也想说两句。 

深圳某民营医院，抢救一个为讨工钱而自焚的民工，垫付了一百多万医药费。由于云南省和深圳市政府部门承诺在先：先抢救，钱不是问题。可到后来，偏偏就是钱的问题。该民营为了垫付的钱，将云南省政府和深圳市有关政府部门告上了法庭。随之而来的好戏，会比自焚和抢救的过程轻松、热闹多了。 

我看那自焚的火光，虽然只烧了片刻，却在熊熊的火焰中，映照出了众生相。 

一、深圳民营医院的相 

谁说深圳不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从深圳民营医院告云南省政府一事，可以看出，深圳仍然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今天仍然释放出无限活力。这里是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希望最大的地方。 

改革开放是对的。民营经济不仅仅是公有制的补充，而且是当今时代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阵地、主战场。是整个时代的人道精神的体现者。今天的人道主义阵地，在所有公有制医院都已经全面失守的情况下，只有这个地方，承诺先抢救后交钱。只有这个地方，秉承了小学课本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精神。 

深圳的龙岗，就是八十年代安徽省凤阳的小岗村。这个医院，应该作为基地，作为国家卫生事业的试点基地，是整个卫生改革的奥妙所在。不研究这个麻雀，是国家卫生部门，以及担纲主持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政策者的失职、失察。

二、云南省政府的相 

云南省政府何以会陷入被告境地？这是政府某种习气的展现，在火光中的映照。在这种危机事件中，政府领导的反应总是好的、积极的，但是后续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前面画的饼落空，给社会留下轻诺寡信、自食其言的不好印象。之后必然尾随的是扯皮推诿，出尔反尔。 

在自焚的火光映照下，政府职能转变的工作，看来确实需要在深化改革当中，在落实十七大精神当中逐步加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政府工作有待改进的空间很大。政府、被告者，应在这自焚的火光中忏悔、改过。 

三、老板的相 

作为不给工钱的老板，我相信他是有忏悔之心的，至少他有忏悔的条件。为了500块钱，有一个人被逼在你面前自焚。即使在法律上不构成罪，但在良心上无论如何是重罪。固然，世态炎凉告诉我们，要做老板，要赚钱，心一定要黑一点，手段一定要狠一点，如果狼性不足，根本上赚不到钱。但是，有时候还是要保留一点仁慈。像这种要钱的情况，不能完全不开口子。口子开得太大当然不行，一个要两个要，几百、几千个人，确实不好管，但是总得有法外施仁。我可以给你钱，但你要满足我什么条件。有时候。就算你看穿了对方在骗你，也得愿意受点骗。这也是难得糊涂。不能搞得像某些老板一样，从骨子里就把打工者看成贱民、刁民。俗话说，相由心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但自己的相是由心所生，别人的相同样是你的心生的。你眼中别人都是贼，他就会真的成为贼；你眼中别人都是佛，他就会真的成为佛。现在，老板们把自己和员工的关系都从多元化变成了单一的对立关系、敌我关系、劳资关系，这样当然容易起冲突，完全对立。那样，双方的交流只会有一个性质，那就是讹诈和战争。 

在这种关系模式中，只有胜负，只有输赢，温情的面纱，完全被撕得一丝不剩。所以，这一次不是钱的问题。不是1100元或者500元的问题。而是谁胜谁负的问题。我一个堂堂老板，还会被你一个云南农民讹诈成功吗？那我不是太掉价了吗？以后我还管得了你们这些工人？瞎话谁不会编？谁家里不出个问题？一个要两个要，我要是都给，早就破产了我。所以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老板和员工处成了这样的关系，这是谁的悲哀呢？这难道就是资本主义模式的悲哀么？ 

四、时代人心的相 

当前，老板的这种心态很常见。这是一个人心向恶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人心向善的时代。何以见得？日常生活中，只常常听说：我这个人，就是心太善了。这句话不是好兆头。举例来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的钱真是太多了。就算他有几十、几百亿，他都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一个真正向善的人，再善良也不会觉得自己太慈悲了。求善的人不会嫌弃自己太善良，求财的人不会嫌弃自己钱多。正因为大家都在向恶，才会除善务尽。自己本来谈不上大善，却时常觉得自己偶然为之的一点小善、一点小怜悯、一念之善，都太伤害自己了，应该要更狠一点、更毒一点、更恶一点、更黑一点。这是悲哀，这是现代化的真正困境。 

五、自焚者的相 

在这次自焚事件当中，最该后悔的恐怕就是自焚者本人了。96%的皮肤烧伤，生不如死。这样的蠢行是无论如何忏悔也洗刷不尽的。自作自受，本是佛家的说法，他可真是报应啊。还有什么报应比这样的自焚来得更快捷、更痛苦？他要用整个余生来还这个债。自焚的民工兄弟，你怎么能不知道，拿鸡蛋跟石头碰，必然受伤的是你。 

自焚者须知，你的自焚，是冲动所为。这样的反抗和维权，绝非明智之举。全世界没有人赞同你这样维权。这个火，玩不得。何况自杀是大罪。 

你要的是工钱，可是对于老板来说，你要的是他的尊严，你冒犯的是他的规矩。规矩是用来干什么的？规矩是用来支撑整个社会金字塔的。为什么他在上层，你在底层，靠的是规矩。你要钱就要钱，为什么还要用自焚相威胁？自杀也是杀人，这不是讹诈是什么？这和明抢又有什么区别？前些年已经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为讨工钱，以跳楼相威胁。老板们当初是怕的，但是现在已经不怕了。可一可二不可三，老板们再也不会受你们这样的胁迫。 

六、云南省国有企业的相 

人人都是如此冷漠。烧坏的不是我。捐钱的不必是我。这个关系中，这个场景中，没有我，与我无关。云南的钱少吗？红塔、红河，等等大集团，不是云南的吗？只看见他们的广告做满了北京的地铁，没见到他们体现一点乡谊。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天下的道义，政府不担当，国有企业不担当，深圳特区不担当，最终由一家民营医院来担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今昔是何昔呢？ 

七、说风凉话的帮闲者的相 

更有人说，这是这家民营医院在炒作。炒作的嫌疑太明显了。说这话的人心太坏了，太毒了，太黑了，太无知了。你认为他在炒作。你的主张是什么？你主张这家医院不通过媒体，做好事不要求回报，默默承担义务就好，做专职的活雷锋？你主张这个钱，这家医院不应该要回来？不应该通过媒体报道，不应该上法院，更不应该告云南省政府？你主张的背后是什么呢？民营医院根本不该越权去救这个人？民营医院不应该打出牌子：先抢救，后收钱？民营医院应该像所有公立医院一样，闷声发大财，绝不出头，绝不炒作？民营医院通过法律途径告政府，亵渎了政府在你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他应该通过私下的途径去协调？他能跟那么高的政府搭得上话吗？其他的途径，可能吗？炒作，多简单多准确的定性，杀人于无形，是非黑白更是抛得一干二净。这样的百姓，如果受苦，也是自作自受。太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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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7-12-28下午：15：15

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什么？从哪个角度去寻找问题的根系和主干？受潘绥铭先生启发，解决一个问题，决定因素不在于改革的力量有多大，而在于保守与反对的力量有多强（大意）。 

中国学校性教育，保守与反对的力量是什么？问题的根在哪里？有一句话讲：背景限定价值。这句话好。指明问题的方向。中国学校性教育的背景是什么？这个背景也不是单一的，有近景有远景。其中最有价值的，我认为有两条：一个是文化底盘，一个是基本国情。 

先讲文化底盘。与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以爱为中心的文化不同，中国的文化底盘，每个华夏子孙的基本心理结构框架是儒释道。不要以为最近我们口口声声说科学，不要以为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把历史全部割断了，我们的心理结构就变了，就变成了西方人的心理结构，没有。用脑欲这个词来理解、解构，中国文化更重视大脑的“求是”功能，而不大重视“实事”功能。中国文化不大瞧得起西方文化的“实事”功能，认为那不过是小儿科。西方科学发现，男性每五秒种想到一次“性”，而佛家认为，这只怕不是事实，哪里要五秒钟才想到一次呢？根本上用不到。因为什么？一刹那当中有九百个念头生灭。什么叫一刹那呢？佛家讲弹指。弹指一挥间。一弹指不到一秒。如果弹得快，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就是四分之一秒。一弹指有六十个刹那。这样算起来，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生灭呢？四六二十四，再乘九百，就是21600个念头生灭。一念之善，一念之恶，就是这个意思。女人心，海底针，人的念头确实多。无从选择，自相矛盾，难以捉摸。一秒钟21600个念头，平常我们粗心大意，觉察不到。这两万多个念头，可能在潜意识当中，五秒钟想到一次性，应该说的不是潜意识当中的事。 

那么，中国文化一贯具有极强的自信心，只是最近这一百多年受到严重挫折，搞得神经错乱。在乾隆皇帝的时候还牛得不得了。英国弄了个热气球给他放，他也不放，天朝完美无缺，你一个破气球有什么用？奇巧淫技，不让放。 

本次华人性学家大会，很好地体现了华人的自信心。因为这个大会的缘起是阮芳赋先生的预言：“在21世纪，将以说汉语的性学家为首，掀起第三次世界性学高峰。” 

为什么会出现华人性学的高峰？我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我们有五千年儒释道的宝藏。一九七O年前后，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欧洲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提出一个警告：解决二十一世纪世界的纷争、世界上的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中国人自己，我们还要清理创口，礼教吃人嘛。我们的意见可能与汤恩比很不相同。这个暂且不论。 

中国文化认为，实事功能不重要，求是功能才是关键。“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一秒钟起两万个念头也不要紧，关键在于“转念”。儒家讲“慎独”，文革时候讲“狠斗私字一闪念”，现在年纪大一点的人，以及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认为，性的问题不存在，只存在人品问题、道德问题。也有许多人认为，不存在一种学问叫性学。所以你们开什么华人性学家大会很搞笑。这些都是很好的观点。 

性需要教育吗？这在中国文化底盘当中还是一个问题。在各位性学家这里当然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性学家不是凡人，是圣贤。不是完全的圣贤，但也不是普通的凡人。至少凡人不拿你们当凡人看。圣贤和凡人的观点一般是相反的。圣贤先知先觉，了了分明，凡人后知后觉，冥顽不化。 

所以，中国学校性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让整个社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社会主体意识到：性，需要教育。几个性学家先知先觉没有用，大声疾呼、声嘶力竭没有用，裸奔也没有用。社会没有动员起来。谣言没有造出来，没有传播出去。这是根本问题所在。 

对比一下，计划生育，是怎么上升为基本国策的？因为有一句话，以讹传讹，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共识，事情就办成了。什么话呢？中国人太多。为什么说这句话是以讹传讹呢？因为有专家论证：按照人口密度算，中国人根本就不多。1995年的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亚洲：123，日本331，印度312，新加坡4750，韩国455，德国227，英国240，中国大陆126，并不算多，差不多相当于亚洲人口平均密度。即使减去一半无效面积，人口密度仍然比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国还低得多，与英国、德国差不多。（袁正光.现代文明的基石,140页） 

当然，性需要教育，这要形成共识，这是根本问题。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性需要怎样的教育，什么是性教育？这个要明确。这个问题复杂。我基本赞同青年性学家、西北师大教授徐兆寿先生的观点：性教育要包括形而上和形而下两方面的内容。形而上是道德情操、性伦理，形而下是性医学、性科学、性技巧。当前的性学有跛腿的地方，矛盾冲突集中在性伦理跟不上性现象的快速多元化。按我自己的说法，性信息分高端信息和低端信息。这个和徐兆寿的说法是相应的。高端信息是形而上的，低端信息是形而下的。 

性教育的社会动员，现在还不充分。但是一上网可以看到，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新闻。各地政府，教育工作者，许多人在谈论，在尝试。可以讲，冰山在不断融化、消解。但是，千呼万唤是一回事，能不能成功则是另一回事。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啼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天看到网上的有关新闻，确实讲，心在滴血。但是我有另外一句话：几滴热血，中和不了几千年的寒酷。这个动员，不是一件容易事。 

刚才讲到中国文化的底盘，现在讲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现在这个国情的核心是公有制。我国的权力来源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学生需要的，老师就教吗？NO。老师想教的，学校就支持吗？NO。杭州师范学院有个汪海燕老师，她很努力地做性教育，可是学校不记工分，不给工钱。学校同意教，教育局就认可吗？NO，不一定。教委、教育局认可了，教育部就批准吗？NO。举一个例子：重庆市教委，在学校性教育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开展学校：约100所。受教学生：20万以上。性健康教育己纳入市教委“赛课”内容。市教委主持，体卫艺处牵头编辑出版了《学生性健康教育系列读本》，经重庆市教委正式审查认定，重庆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包括央视在内的国内60多家媒体和网络进行了宣传报导。结果怎么样？“为给中小学生减负，性健康教育读本已被首先减掉”。 

反过来说，不从下往上搞，调个方向，从上往下搞，行不行？在1963年2月22日至3月8日卫生部召开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期间(制订卫生科研十年规划)，周总理特地召集部分医务人员明确提出：“医务工作者一定要把青春期的性卫生知识教给男女青少年。” 1965年7月31日，在北京市大学生毕业分配前召开的动员大会上，周恩来出人意料地谈到了青春期教育的问题。1973年4月13日，周恩来派吴阶平到北京市教育局了解性教育开展情况。1984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把“青春期教育研究”列为“七五”期间国家教委级科研项目。1988年，卫生部、国家计生委、国家教委，联合发文《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要在全国5000-7000所中学里搞性教育试点。结果没有搞起来。2001年，国家主席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三条规定“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事实证明，从上往下搞，效果也不明显，不解决实际问题。 

为什么？从操作层面看，上下不相应，没有作战部，没有参谋部，没有联络人，这个仗是个乱仗，没有办法打赢。要想打赢也很简单，就是设一个专门的作战部，找一个可靠的联络人。谁来做这个联络人？我简要讲一个第三个问题：青艾工程的基本思路。

文章引用自：

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东山学校简史》记载：“1958年9月10日，毛泽东为母校题名‘东山学校’，此后正式沿用至今。”东山学校的前身，东山精舍筹建之前，许时遂等人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求 “及时兴办”东山精舍。上书当中有这一句话：“穷则变通，苟非实事以求是，即物而穷理，恐书院究成虚设，何以造就人才。” 

毛泽东是东山精舍出来的学生，大概很熟稔这个历史的。他的实事求是的出处，大约也在这个地方了。古文里头，这个成语，还在别的什么地方出现过？我是很少读古书，所以不知道这个典出自哪里。最近看一本《坐花志果》，这个书比纪晓岚晚一点，但是比东山学校的那个上书还是要早些。《坐花志果》序里头有这个词。“此书叙事简雅，论断不苟。且实事求是，博访再三，无臆造之言，雷同之说。”我觉得，最后这一个实事求是，用得是很正的，跟现在大家理解的意思完全一样。一点点解释都多余。 

那么，我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实事求是”的意思，比我们惯常理解的可以更丰富一点。实事，不光可以作为“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去解，“实”在这个定义里是个形容词；“实”还可以作为一个动词去理解。按照《东山学校简史》里的说法，“实事以求是，即物而穷理”，“实”和“即”是对应的，都做动词解。而且每一个成语，也还可以分成相对应的两部分：“实事”对应“求是”，“即物”对应“穷理”，都是动宾结构，整体上则是递进关系。“实事”以“求是”，“即物”而“穷理”。 

从字面上解，“实事”，大概是考察、研究事相。事，指事物和现象。实，指考察、研究。牵强一点，不妨理解成实实在在地把握事件的详细过程、知晓事物的详尽情况。也就是掌握足够多的情报资料。总起来讲，“实事”，是一个具象过程，调查研究。而“求是”，则是一个抽象过程。探求规律。“求”是探求，求索；“是”是规律、真理、真如。真如，是佛家的说法了。其实，实事求是，跟佛家的说法是一致的、对应的。佛家讲“事相”和“理体”。这在佛家理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对相对词。实际上，“事相”就是“事”，“理体”就是“是”。 

“即物”而“穷理”，这个意思和“实事以求是”是完全一样的。“实事”就是“即物”。即物的“即”，就是贴近了看，也就是深入研究的意思。“穷理”就是“求是”。穷理的“穷”，就是打破砂锅纹到底的穷尽真理、追根溯源的意思。  

“实事以求是，即物而穷理”，李扁认为，实、求、即、穷，都是动词。实、即，是实证研究，或者说是实证研究的材料收集阶段；求、穷是逻辑推理。 

如果还不能认同这个意见，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格物致知。这个词的结构，基本意思，和实事求是，即物穷理，是一样的，精神是一致的。格物的格，是形容词吗？那么格物，是什么物呢？ 

好了。我想我的意思也算是说明白了，也不再去寻找更有力的佐证了。说一句无关的，中国古代语言文字之美也就在这儿，意思完全一样，但是他说两遍。互相解释，互为印证。而且韵律优美，节奏生动。 

注：实证性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产生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研究。法国哲学家孔多塞（1743-1794）、圣西门（1760-1825）、孔德（1798-1857）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他们主张从经验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孔德1830到1842年《实证哲学教程》六卷本的出版，揭开了实证主义运动的序幕，在西方哲学史上形成实证主义思潮。实证主义所推崇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来揭示一般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根据以上原则，实证性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